转载自 : 逼乎
近来因为某剧的火热，“无能的清官和能干的贪官”这中国特有的辩证议题又重新活跃在天朝的局域网上。
这让我想起12年帝都的那场大雨，一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国际大都市居然看海了，甚至还有市民被淹没在车中死亡。全社会上下对帝都的城市建设提出了剧烈批评。
当时就有一个官媒跳出来洗地说：纽约大雨停电停了三天，居民点着蜡烛生活；北京虽然看海，但你们好歹还有电用能窝在家里上网啊，知足了吧你们，你们是宁愿要一个不积水但不能刷微博的城市，还是积水但爱干嘛干嘛的城市？
很多人没细想，觉得这么说也有点道理呀。
但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：为什么我们不能要一个既不积水，又能有电有wifi的城市？
这就是典型的逻辑谬误。
它创造两个对立的概念逼迫人选择，却故意隐藏了这两个选项之外，还有其他更多更好的选项。
这种逻辑的核心在于创造虚假的对立，以营造其中一个选项虽然困难，但必须被选的合理性。
殊不知，当我们发现更多选项时，这种诡异的对立根本不存在。
回到“无能的清官和能干的贪官”这问题上也一样，凭什么我们必须在无能的清官和腐败的能吏之间做选择？
凭什么我们不能选择能干的清官？凭什么我们不能选择精干高效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，必须要屈居在能干和腐败的怪圈之间？
你说呢？你选哪个？
这样的逻辑谬误绝不是孤例，曾记得前些年日人民报就发了一篇社论《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》，把批评腐败的网民定性为“极端分子”。社论的结尾还特地强调了，要用“辩证的思维”看待问题。
一个无敌的句式从此在局域网诞生——你要辩证的看问题。
当我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，总有个故作老成的人充满智力优越感的说：你要辩证的看问题，民主不是万能的，民主有民主的缺陷……
当我们说强拆是个坏东西时，那个“智者”又跑出来说：你要辩证的看问题，强拆有强拆的作用，不强拆怎么发展……
当我们批评官员的腐败风气时，“智者”又开口了：你要辩证的看问题，官员也很不容易，他们也要GDP。
哦，对了，“你要辩证的看问题”还有个一样无敌的姊妹句式——“你太偏激了”。
难怪当代思想家顾准曾总结说：“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”。
可是顾准又说“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”。
这是咋回事？
因为当我们为假、丑、恶不安时，一“辩证”就释然了。
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假丑恶，有些假丑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或者我们就参与其中。如果我们批评或抵触假丑恶，可能会对自己不利；而不批评不抵触，自己内心又不安。
这时候，“辩证法”就派上用场了。
中国式辩证法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改变思维方式，去“全面的”看待假丑恶，那么你会发现假中有真、丑中有美、恶中有善。
贪污让人痛恨，可贪污也是经济的润滑剂；强拆是惨烈，但没有大拆大建哪来让我们骄傲的市容市貌……
就这么一“辩证”，我们发现不但原来认为的假丑恶没那么糟糕了，甚至面目可爱起来，简直能成为真善美了。
张艺谋不就在《英雄》中通过“辩证”的思维把暴君捧为英雄了吗？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心安理得的？
所以，中国式的“辩证法”是犬儒的最爱。
所谓儒，就是知识分子；所谓犬儒，就是像狗一样的奴才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本该是道义的坚守者，无奈上面要指鹿为马，知识分子该怎么办？
坚持“鹿不是马”，要掉脑袋；而难得糊涂，才能明哲保身。
中国式“辩证法”正是这样一门“糊涂”学问。
被誉为“中国古代辩证法”的老庄哲学，有不少这类说法：“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”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”“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”
（见《庄子·内篇·齐物论》）
在庄子看来，马亦鹿也，鹿亦马也，所谓“万物一齐”也。
于是知识分子们释然了：你指鹿为马，我难得糊涂，“不谴是非，以与世俗处”。从此天人合一，人畜不分，糊里糊涂就得到了生命的大和谐。
更厉害的是“辩证的看问题”发展到高级阶段后，你连发表观点的必要都没了。
在“方舟子打假唐骏”时，就有一位深得中国式辩证法精髓的砖家说：“方说非黑即白，看来其完全不懂辩证法。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，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方却一口咬定他就是白，唐就是黑，连对立统一规律都不懂。”
你看看，遇到更大的“智慧”，你发现其实说什么观点都是多余的，反正“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”，进一步“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”，最后“是中有非，非中有是”，所以“是非”并不分明，甚至有人直接说本就无所谓“是非”，我们还能废什么话呀？
尽管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，有丰富的内涵，但公认的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论。
教科书上说，对立统一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，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，又相互统一。
事实上，这里的“一切事物”指的是“一切连续性的概念”，比如高度、数量、面积、价值。拿高度来说，包含高和矮两个方面，高矮对立，但没有高就无所谓矮，没有矮就无所谓高，而且随着标准的变化，原来高的以后可能变成矮的，反之亦然，这就叫两个方面的统一性。
如果辩证法仅仅是指上述这样的哲学概念，那么无错，更无害。
中国人理解的“辩证法”，却是抓住“一切”、“两个方面”、“统一性”等字眼大做文章。
就拿 “唐骏造假了”做例子吧，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，根本不是个“连续性的概念”，不适用辩证法，更不存在“两个方面”的问题。
再比如“唐骏造假的价值如何”，这是个价值判断，对一件事做价值判断必然可以判断出好和坏两个方面，但“唐骏造假的价值如何”同样不是个“连续性的概念”，也不适用于辩证法。
唐骏造假的正面价值——激励了年轻人，和负面价值——损害诚信，二者根本是两回事，不存在什么“统一性”。
但是，中国人的“辩证法”却认为，既然“一切事物”都有“两个方面”，那么“唐骏造假了”肯定也有两个方面，然而这两个方面是什么？你总不能说唐骏既造假也没有造假吧？
于是“聪明”的中国人继续挖掘，发现做价值判断总是能找到“两个方面”，于是就以价值判断的多样性来混淆事实判断的单一性，在我们指出唐骏造假这个事实时，在旁边一个劲说“唐骏造假的积极意义”。
好吧，既然你要做价值判断，那我们就来谈谈唐骏造假的负面作用。
这时候，“聪明”的中国人又拿出了“统一性”法宝，把两个逻辑上不相干的事情“统一”到一个逻辑下，以“唐骏激励了年轻人”来否定“唐骏损害了诚信”，如此“鸡同鸭讲”（实际上这种“鸡同鸭讲”普遍的出现在中国的各种辩论比赛中，这种比赛的题目设置往往就是要求选手们“鸡同鸭讲”）。
好吧，既然你要讲“统一”，那么我们从整体来看，“唐骏损害了诚信”之恶还是超过了“唐骏激励了年轻人”之善吧？所以唐骏造假的整体价值仍是恶的。
这时候“聪明”的中国人又绕了回去——“你不要太偏激了，毕竟人家唐骏激励了年轻人，你自己又有什么贡献……”。
所以中国人的“辩证法”就是种以价值判断混淆事实判断、让逻辑上不相干的价值左右互搏、以局部的价值否定整体的价值的诡辩术。
中国式辩证法为什么这么流行？因为，中国缺乏逻辑学。
中国的文化的源头没有出过亚里斯多德式的人物。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逻辑学家是当代学者金岳霖，而且他也是从美国的大学里学得的逻辑学，他的逻辑学著作《逻辑》、《知识论》的问世，中国才算是有了真正的逻辑学。
一个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民族，什么混帐逻辑，混帐思维都会横行天下。中国数千年来的一治一乱，每个政权都出自枪杆子。
正是因为缺乏了逻辑的民族，自然就会缺乏论理的能力，暴力滋生的地方，道理就自然消失，而逻辑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。
自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后，本来是好好学习西方逻辑思维的好时机，无奈，中国千年酱缸文化的巨大传染性与巨大惯性，在中国最需要科学、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时候，不合时宜地又引进了德国黑格尔、马克思的辩证法。
这辩证法本来建立在西方逻辑学的基础上，问题还不大，毕竟他们有着千年的逻辑基础，人们在使用辩证法的时候，不至于昏暗到分不清黑白，看不清天地。
但是，来到中国就不同了。
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思维，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，一拍即合，在中国的昏庸文化之上，再来一点和稀泥的西洋法术。因此，在中国由上至下，通过教育，世代相传的一套标准的忽悠大法就这样横空出世啦。
忽悠到如今，弄得整个社会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就是你的，天就是地，地也是天，白就是黑，黑也就是白。即使罪恶滔天，那也是前进中的曲折。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犯再大的错误，也只是光明道路上的一小段曲折。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一切都可以调和折中。
因此，在中国富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，常常就是危险分子，难怪郑板桥总结自己的一生，得出活在中国必须要学会“难得糊涂”，才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的人生经验。
在一个都吸烟的人群里，不吸烟你就是有病；
在一个满地都跪着的人群眼里，站着你就是有病；
在一个梳大辫子的清王朝，剪辫子你就是有病；
在都高唱赞歌的地方，唱反调你就是有病；
在周围都在昧良心圈钱的环境里，清廉你就是有病；
在大家都在沉睡的时候，唤醒别人你就是有病。
在一个上上下下都稀里糊涂的国家，你讲什么逻辑啊，不是你有病，谁有病？
做公众号差不多一年，号被封了2个，文章几乎天天写，也几乎每天都能从留言看到诸如“你看问题太不客观了吧…太主观了吧…太不全面、太片面了吧、你太偏激了…你一定要辩证地看问题！”
上面这些话，也几乎从每个初中文化水平以上中国人的嘴里都能听到，也几乎成了从高官硕学到贩夫走卒的口头禅。
不熟悉中国的人还以为中国人个个是哲学家呢。
今天就索性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吧：
我家屋后有个垃圾堆，有一天来了一只丧家的野狗。它对其他东西看也不看，‘喀哧’一口，咬住一块骨头。这毫不奇怪，因为所有的狗都会这样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对于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一只狗来说，它是怎么知道这块骨头就是‘精华’，垃圾堆里除了骨头以外，还有砖头、铁块、破水桶等等糟粕，它为什么只要骨头这个精华呢？它怎么知道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？
难道它天天看日人民报自学的？
所以说，其实是连一只丧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东西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他们用辩证法的忽悠？
唯一的解释就是：辩证法已经成功地把你变成了一个傻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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